丁燕:破产重整企业债权融资的异化及其解决

2019年10月18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破产法 破产财产、费用、共益债务 破产重整 [ 导语 ] 破产重整企业在债权融资实践中遭遇障碍,根源在于贷款人权益未获得充分法律保障。对此,青岛大学法学院丁燕副教授在《破产重整企业债权融资的异化及其解决》一文中,基于“可持续经营”与“利益平衡”的“二元论”破产重整价值理念,从三方面寻求调整我国重整规则的路径,并在宏观上对构建我国破产债权交易市场提出了建议。 一、破产重整企业债权融资的异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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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重整企业几乎没有可供抵押的资产,且往往在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中有多笔不良的信用记录,新资金的传统获取途径受阻。一些房地产企业以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为融资平台,创新性地采用投资收益权方式融资,但此种融资方式具有行业局限性,而且所形成的债权与既存担保债权之间仍存在冲突。许多资产管理公司纷纷采取设置专门的共益债务专项基金的方式融资,但其发展受制于我国破产债权交易市场的成熟度。总体而言,我国破产重整企业债权融资产生异化的根源主要在于我国《破产法》缺乏有效的激励与保障规则,也未形成成熟的破产债权交易市场和破产职业共同体。

8月7日上午, 北京破产法庭为万瑞飞鸿公司103名原职工发放拖了4年多的欠款,历时半个小时,就将1900余万元发放完毕,百余位职工当场向法庭送上锦旗,以表谢意。

二、基于“二元论”重整价值理念的规则重塑

资金断链 公司陷入困境

破产重整的价值目标是“可持续经营”,其实现需要“利益平衡”,二者相互交错融合,形成两位一体的“二元论”重整价值理念。在此价值理念下,我国重整规则可做以下三方面的调整。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万瑞飞鸿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瑞飞鸿公司)成立于2005年,作为北京市及中关村园区的“双料”高新技术企业,拥有14项国家专利技术,其中公司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 NOYA药物洗脱心脏支架,具有优秀的临床效果和良好的市场前景。

pt电子游艺,激活《破产法》第75条第2款

但从2016年起,因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以及市场经营方针出现偏差,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清偿到期债务。

《破产法》第75条第2款规定,在重整期间,债务人或管理人为继续经营而借款的,可以为该借款设定担保,但实践中该条款形同虚设。激活该条款的关键在于让企业进入重整的时点能够尽可能地前移,较佳路径是引入预重整制度。在我国,深圳等地已经对预重整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即在破产申请受理前进行法庭外预重整,由债权人和债务人、股东等利害关系人自行谈判形成重整方案。在预重整阶段,企业资产并未损失殆尽,有利于在重整企业的资产上为新融资设定抵押。若抵押物在破产之前已经设定了其他债权人的抵押权,则按照物权法规定的顺序清偿。

同年3月,公司陆续拖欠职工工资、社保等费用。管理人确认公司共欠付103名职工工资、社保费等高达19 328 510.4元,欠款数额从千元至百万元不等,欠款时间普遍达2至3年,其中51名职工曾通过劳动仲裁等程序追讨欠薪,31名职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债权人向北京一中院申请万瑞飞鸿公司破产重整。鉴于万瑞飞鸿公司仍具有挽救价值,北京一中院于2018年8月裁定受理该案。

全方位构建优先权

多项举措 四个月裁定批准重整

1.一般优先权:优先于无担保债权

受理后,一中院采取多项创新举措,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对化解民营企业债务负担,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的积极作用。通过公开招募方式为企业引入战略投资1.8亿元,同时吸收具有医药行业管理经验的人员进入管理团队,为重整提供专业支撑。

一般优先权是指优先于无担保债权受偿之权。因为重整中的新资金用于企业恢复经营,利益归属于所有主体,赋予其一般优先权符合市场逻辑。根据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破产法》第42条第4项规定的“共益债务”应包含为继续营业而借款产生的债务,我国司法实践也对此予以确认。根据《破产法解释三》第2条第1款规定,新融资属于“共益债务”,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但其与既存担保债权之间的现实冲突仍然存在。故从比较法视角研究美国的超级优先权具有重要的镜鉴价值。

同时确立快速重整方案。根据万瑞飞鸿公司重整的时限性要求,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通过制定管理人工作进度表、确定临时债权额并赋予临时表决权、集中处理债权确认纠纷等,快速推进重整程序,并确立了利益平衡保护机制。

2.超级优先权:优先于担保债权

重整期间,近200家债权人申报债权,申报数额逾5亿元,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合议庭和管理人与各方利益主体及时进行沟通协调,积极保障相关权利主体行使参与权和表决权,充分听取职工诉求,制定职工债权全额清偿方案,确保各方利益得到公平保护。

“超级优先权”是指新贷款人的债权优先于既存担保债权人。美国法院对此种超级优先权授予的情形主要有两种:其一,债务人仍保有大额担保财产,其价值余额足以涵盖超级优先权和被降次的优先权。其二,债务人需说服法院,新获得的资金能够帮助其提升担保财产的价值,从而使新债权与既有债权都获得足额担保。此种情况如何设计证明标准,目前在我国仅有实践探索,尚未形成规则指引。鉴此,对于超级优先权制度,我国需采取实践探索先行、制度后续跟进的路径逐步展开。

最终,重整计划草案在第一次债权人会上即高票通过。2018年12月24日,北京一中院仅用时四个多月即裁定批准万瑞飞鸿公司重整计划。

3.程序转换后的优先性:退出优先权

职工获偿 公司整顿将重回市场

企业倘若重整失败将依法转入清算程序,债权优先性在清算程序中能否得到延续和保障,直接影响贷款人出借资金的意愿。我国《破产法》并未明确规定贷款人的退出优先权,仅在第93条规定,债务人破产时,为重整计划的执行提供的担保继续有效。虽然当事人可以通过融资协议约定退出优先权,但仍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从而严重抑制了贷款人为重整企业提供新资金的内在动力。由此,建议我国《破产法》未来修订时,明确规定程序转换后的退出优先权。

8月7日上午10点半,一中院院长吴在存向职工代表发放工资款,职工工资按照现金和非现金两种形式进行发放。这次领到工资的职工中有不少是困难职工和老职工。

限制性条款效力认定的裁判逻辑

晓锦和利燕,此次分别领到欠款76万元、31.5万元,此前她们都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担负着赡养生病老人和抚养未成年子女的重担,因为失业导致全家生活陷入困难;柳静、陈瑾分别领到欠款8万元、17.6万元,她们和另外两名员工,在企业停薪时均处于孕期,本来更需要得到保障,却因公司停业失去工作;还有数名从外地赶来的职工,不为数额多少,只为分享职工权益得到保护的喜悦……

破产重整企业面临严重的现金流短缺,使贷款人本就占优的议价能力变得更强,各方地位实质不平等导致贷款协议中的限制性条款增多。因此,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应认真审查贷款协议,平衡各方利益,否决不合理或代价高昂的融资条款。

发放现场,职工代表称赞合议庭“切切实实解决群众的民生问题,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人民法院对群众利益的保护和救济”,还在现场向合议庭赠送锦旗,“重整危企解困局,保护职工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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