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永忠: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是创新之举pt电子游艺

2018年7月4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法律热点 司法改革 [ 导语 ] 从司法实践看,“刑案律师辩护全覆盖”已有地方“试水”经验。但目前试点“律师辩护全覆盖”,还仅限于审判阶段,并不包括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但这也是基于公民个人收入、律师资源的现实考量。从长远看,在谨慎试点的基础上,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延至所有诉讼阶段,扩大到更大范围,是深化司法改革的大势所趋。[ 内容摘要 ] 目前试点“律师辩护全覆盖”,还仅限于审判阶段,并不包括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但这也是基于公民个人收入、律师资源的现实考量。从长远看,在谨慎试点的基础上,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延至所有诉讼阶段,扩大到更大范围,是深化司法改革的大势所趋。[ 内容 ]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规定在北京、上海、浙江等8个省试点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工作。根据《办法》,如果二审人民法院发现一审人民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导致被告人在审判期间未获得律师辩护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在西方,律师援助制度早已在著名的“米兰达规则”中确立。在一些美式大片中,我们常见到这样一组镜头——警察抓到疑犯,一边搜枪、取手铐,一边念念有词:“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话有可能在审判中作为不利于你的证据。你有会见律师的权利,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政府可以免费为你提供一名律师。” 其实,对指定辩护、法律援助等事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益的制度,我国法律也早有明确规定。比如,《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在《律师法》中,也不乏法律援助的规定。 法律之所以如此设计,是因为刑事诉讼程序中,辩护律师介入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尽管法官居间审判,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但相对这些强势的国家力量,被告人的力量过于单薄,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律师参与其中,为他们提供专业辩护。这样的诉讼架构下,庭审才能更趋平衡合理,才能更好地维护相对弱势的被告人合法权益,才能更好地防范冤假错案,彰显公平正义。 然而,这些纸上的法律规定,在现实中并不尽如人意。据统计,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律师辩护率只有30%左右,有的甚至只能达到20%。刑事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被告人一旦败诉,失去的不仅是金钱、声誉,更是宝贵的人身自由。如果没有律师为他们提供辩护服务,仅仅凭借一己之力,难以对抗国家指控。即便是作出了有罪判决,也夹带着一定程序瑕疵。 这种程序正义不足的司法现状,不仅很难“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与司法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无不是以保障人权、恪守程序为核心。任由刑事辩护缺位,也会让这些改革举措沦为一纸空文。 根据新《办法》,法院通知辩护范围增至普通程序一、二审案件,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将被追责,不得限制辩护律师合理阅卷次数时间……这些颇具亮点的试点措施,不仅以硬性规定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还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现行刑事法律援助范围,保障了律师辩护权,有利于将“刑案律师辩护全覆盖”真正落实到位,也能更好地维护被告人法定诉讼权益,体现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精神。 从司法实践看,“刑案律师辩护全覆盖”已有地方“试水”经验。据报道,浙江早在2011年就由省司法厅、省高院出台文件,将基层法院使用普通程序审理,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等七种情形,列入法院指定辩护的范围,此后相关文件又明确了九种情形。仅去年1年,浙江便为1.9万名被告人指派辩护律师。如今的试点“刑案律师辩护全覆盖”,可谓这场改革的升级版。 当然,目前试点“律师辩护全覆盖”,还仅限于审判阶段,并不包括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但这也是基于公民个人收入、律师资源的现实考量。从长远看,在谨慎试点的基础上,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延至所有诉讼阶段,扩大到更大范围,是深化司法改革的大势所趋。 作者:刘婷婷,第四军医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人文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稿件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光明网 责任编辑:曹美璇 助理编辑:汪文珊 发表评论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今年4月司法部提出的“推动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这一改革主张付诸实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创新之举。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律师辩护率只有30%左右,这与四中全会以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大改革举措极不适应。可以说在没有律师充分参与辩护的情况下,这两项改革是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也难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工作目标。《办法》的出台对于解决这一问题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顾永忠如是说。 在顾永忠看来,《办法》突出地体现出三大亮点:创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务实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切实保障律师辩护全覆盖。 我国刑事诉讼律师辩护率只有30%左右,70%左右的案件没有律师辩护,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口。如何解决?如果靠当事人自己委托律师辩护提高律师辩护率在当下我国现实条件下可以提升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要提高律师辩护率, 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必须靠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但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定范围还是很有限的,主要限于五种对象。 顾永忠对记者说,《办法》则突破了现行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对于不属于法定法律援助范围的案件只是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分为两种不同情况向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一种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二审案件及再审案件,另一种是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这样在审判阶段就可以实现律师辩护的全覆盖。 顾永忠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创新将提供法律援助作为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的主渠道的同时,还提出“探索实行由法律援助受援人分担部分法律援助费用”的意见。这种做法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是成熟制度。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水平下,进行此种尝试是有积极意义的。 众所周知,无论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公民个人收入、律师资源还是从刑事案件数量和发展趋势看,如果当下要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包括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审判全部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熊选国副部长代表司法部提出这一重要改革措施时就清醒地表示“这需要一个过程,应该逐步推动”。那么,先从哪里开始? 顾永忠介绍说,《办法》确定了先在审判阶段开展,这是非常务实的。从三个诉讼阶段的比较看,审判是定罪量刑的重要阶段,较审前阶段更需要律师的参与,特别是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从律师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空间看,审判阶段的辩护律师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材料的条件最便利,在庭审中举证、质证、辩论,进行辩护的空间最广阔。再从办案机关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及相互配合看,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最早的办案机关是法院,双方合作关系最长,也比较成熟。这一切决定了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试点工作先从审判阶段开始非常务实。律师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最大。 顾永忠特别强调,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不只是要提高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率,解决律师辩护“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律师辩护“质”的问题。也就是要从多方面调动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积极性,保障他们确实在刑事辩护中发挥积极作用。为此,《办法》强调“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辩护律师的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护等方面的执业权利”,而且还从细节上对如何保障这些权利作出了具体规定。《办法》的制订和试点工作的开展,将极大地推动刑事辩护全覆盖工作向纵深发展,也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断完善,进而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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